导读

华夏文明演进史上，文明互动、族群融汇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标志性事件，可谓“史不绝书”。明文载于诸多典籍，春秋末期发生在晋国北部边境的一个小事件“智伯灭仇犹”，便是史上有记载的最早发生的民族融合实例。

仇犹国古城墙(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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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历史，无疑也是多部族、多邦国、多民族逐步融合、和谐共存的历史。大自然划出的380毫米降水线，虽然分隔但并未割断农耕文明与游牧狩猎文明的互动与交融。

自古以来，东亚板块上，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互动融会，成为华夏民族历史进程中最宏伟壮丽的篇章。人造的万里长城，曾经有所阻拦而从来没有阻断两大文明之间的往来，更没有阻遏了文明融汇的整体趋势。

华夏文明史上，上述文明互动、族群融汇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标志性事件，可谓“史不绝书”。举其大者，公元前302年，有赵武灵王倡导践行的“胡服骑射”;过了800年，公元471年到493年，则有北魏孝文帝推进的一系列汉化改制。

胡服骑射，是华夏核心文明海纳百川的，兼具开创性和标志性的伟大事件。推进这一伟大变革的赵武灵王，不啻建立了开天辟地之功。梁启超将赵武灵王比之于俄国的彼得大帝，盛赞其为“黄帝之后第一人”。

胡服骑射，这一革命性的重大举措首先开创了我国古代战争史骑兵史上的新纪元。历史事实证明，当赵国率先实行改革取得了显见成果，后来各国纷纷效仿，“胡服骑射”最终成为整个华夏民族军事武备的一场近乎脱胎换骨的变革。

而胡服骑射，又绝不仅仅是一场军事革命。

中国衣冠古国，服饰文明久远厚重。从军人将士，推及王公贵族到全体民众，竟然统统改穿胡服，这一变革对整体社会，对传统文化，对国人心理上的冲击，不啻天崩地坼。

胡服骑射，以服饰文明的吸纳交融为标识，奠定了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融合的基础，继而推进了东亚板块上的民族大融合。华夏族群从那时直到近代，能够融汇百族、和合万邦，发展壮大，胡服骑射厥功至伟。

而且，胡服骑射没有动摇，恰恰是愈加筑牢了华夏文明的仁道根基。我们的文明基因，没有因之发生变异。这一点，尤为值得称道。

当年的赵国，因胡服骑射，臣服林胡、礼服楼烦，践行了华夏文明“柔服远人”的理念。相对发达先进的文明，自然而然地外向弥散，拓展了人类先进文明的成长空间。

历史走过了800年，北魏孝文帝推进的鲜卑族易服改制，则是北方游牧文明向中原文明的主动融入。如果，胡服骑射属于中心文明向边缘扩散的“外溢效应”，那么，易服改制则应该属于指向中心文明的向心“同化效应”。

长江黄河，汹涌澎湃，浩瀚奔腾，沿途汇合了千百条支流而成其大。而在大江大河的源头，它们最初只是一些不起眼的涓涓细流的融汇。

胡服骑射与孝文改制，这样惊世骇俗雄宏深广的伟烈变革，不会无中生有，自天而降。它们应该渊源有自，有其发生发展的自身内在脉络。同时，也应该有某种此前历史实践的依傍与仿效，有若干可能的前例与范本。比如，大禹治水，治理黄河那样流域宽广桀骜不驯的大河，必有前人曾有的尝试与经验的积累。史上传说中的“台骀治水”，主要治理的正是汾河这样的小流域。先民在治理汾河这样的小流域过程中，取得了成功经验，之后经过大约500年，方才有了更加规模宏大愈加伟烈的“大禹治水”。

明文载于诸多典籍，春秋末期发生在晋国北部边境的一个小事件“智伯灭仇犹”，便是华夏文明演进史上最早发生的民族融合实例。